对于学术共同体的一些言说
近日在阅读J•.M•Kelly的《
西方法律思想简史》，与之同时的，也把W•Morison的《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作比较阅读的书籍。两者都是以历史的纬度来构建法理学的基本东西，《
简史》很基础，而《
法理学》很具反思意味。
在读《简史》前言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前言中引用到了Auden的一首小诗（后来证明是一首长诗的节选），很是喜欢：“时间无情/于勇士、常人皆然/它的面目漠然/欲成为优雅之士/惟有崇拜语言并获得救赎/人因之而得以生存”。于是就想找出他的英文原文。在网上求助，还好勺海论坛的咫尺网友帮我找到了出处（感谢！）发现《简史》的译者翻译的与通常国内可见的译本大为不同，就更激发了我找原诗的欲望，终于找到了原诗，是节选自” In Memory Of W.B. Yeats” 的，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与这段汉语相对应的英文，又找到了查良铮的中译本，找到了与英文的相差别处，方知漏掉的恰是我要找的。于是又麻烦了咫尺兄，他又不辞劳苦的帮我找到了完全版的《
纪念叶芝》。（再次感谢！）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那一部分，但查版的和王笑红版的是大相径庭，只有大概相同的意思，而语言真是难有相似之处，以至法正居士发出了“这都是什么啊”的感叹。不过，还是喜欢王版的意译，简洁，有意蕴。但也差太多了吧!
后来看到希腊自然法理论的时候，提到Sophocles的Antigone，不管是《简史》还是《法理学》还是博登海默的《法理学》都引用了Antigone的那段精彩的对白。我不仅翻了翻，三本书有三个版本，还是属王版的翻译比较精炼。于是，就在网上找到Antigone的英文版，可惜太长，一时半会没法找出原文。另外要提的是几版的作者对Antigone这个名字的翻译都不同，王的翻译是“安提戈涅”，而Morison《法理学》的翻译者则用了“安提歌尼”，尽管这些都能让人知道具体的意指，但总让人觉得不舒服。这还让我想起关于Radbruch的种种译法。像郑永流在《
法哲学是什么？》中译的阿德布鲁赫，像沈宗灵在《
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译的拉德勃鲁赫，还有现在通用的拉德布鲁赫，呵呵，这是千奇百怪。就好像香港人把贝克汉姆叫碧咸，管阿森纳叫阿仙奴等等。这样固然没有什么，但还是让人有重建巴别塔的欲望。
晚上，又在做Kaufmann《
法律哲学》的读书笔记。又是Radbruch，他关于法律理念的三要素又出了分歧。台湾人说是平等（正义）、合目的性、法之安定性。而与之相关的，邓正来在《法理学》中的翻译是正义、权宜、法律确定性，而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翻译的是正义、功利、法律确定性。关键的分歧在于这个expediency做何解。由于资料的缺乏，德文的表述不得而知，我们只能据expediency来讲。偷个懒，只查了查QQ里带的金山词霸，给的解释是：“方便，私利，权宜”，似乎邓、沈二译都能说得过去，但Kaufmann把其定义为实质性正义这个角度来讲，“权宜”似乎过于无奈，给人“不得不然”的感觉，而“功利”似乎尽管有目的的因素存在，但却也无法突出实质性的，特别是整体性的关注。而台湾刘幸义诸学者所译合目的性，似更为接近意涵，但却总令人想起李泽厚的美学理论，又过于宏大。可能这是德语词汇固有的特征，经过英、汉两重转译，加之我们自身理解，就成了这个样子。
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去构建一个话语共同体，特别是在汉语法学界中？我们往往因为许多语言的障碍导致了许多交流的不畅快。比如苏力在北京农学院的讲座，说唐朝是有法治的。与其认为堂堂的北大院长会犯如此的错误，我宁可相信他是有意的把法治和法制相提并论。这就造成了话语交流的无法进行。柯林武德说能继续的命题就是真命题，而此时，连这个要求也达不到了。缺乏了这种最基本的话语共识，我们欲要与之交流，还要进入对方的视域，然后通过整合使得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层的视域之中，然后方得真貌，但为什么我们不进行一个共同性的整合呢？
也许这就牵涉到权威与个殊性的问题了。的确在这个颇有后现代意味的时代，权威不是那么可信的了，我们也以打倒权威，重新建构为荣为乐。但我们忽视的是权威共同指向的作用，当然言及某概念，毋庸进行视域的整合，就可以通过权威来寻得概念的意义，然后通过概念来建构整个体系。这样辩论才会有意义，不然，你说北京在长江以北，我非说从前那种地理概念是错的，北京在长江以南，这样还有争论的必要吗？所以，权威是需要打倒，这于个殊性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但最低限度的权威也必须保留，以达到交流的目的。
进一步讲，我们是否也要建立一个价值共同体呢？现在学界有多种路径来探究法之真谛，现代的，后现代的是两个最主要的路径。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尚未经过现代性的洗礼，我们正孜孜以求的建立这个价值共同体而指向现代性，在这个最基础的共同体建立后，一切问题才有了可以讨论的空间与载体。而急于进行后现代的解构，则容易使得这个共同体无法建立或者根基不牢，从而得到的还是一个不伦不类不洋不土的怪胎，和当年我们急于接受某某主义一样。
总之，不管是在话语上的还是在价值上的，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必须建构，否则，法学，特别上法理学就无从发展，也许这么做会影响某些具有个性的争鸣，但这个共同体并不是同构主义，更不是军训化的齐一主义，而是在最基本的问题方面达成可商谈的共识。何为最基本的问题，这或许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