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真有如此势不可挡的潮流吗？面对如此汹涌的潮流，吾人又应何为呢？
潮流必然带来激变，新教革命如此，民初革命如此，当下亦是如此。激变产生了前人难以想象的样貌，君王被处死了，辫子被剪掉了，红宝书也不复见于世了。但，这一切只能说是历史的一个符号，真正的变革又有多少呢？于是，在此困惑下，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之论调也盛行于世。究竟这个潮流若何呢？读唐德刚先生的《
袁氏当国》似有所悟。
高中时候，一历史教师曾经这样说过，世界近现代史，有四分之一是假的，而中国近现代史，有四分之一是真的。当时听来，只觉是笑话。但随着时光与阅读的进程，方知此言不谬，尽管多有夸张。但知道了又若何？学术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让你着红就得着红，让你穿绿你就得穿绿，不乐意？不乐意就去小黑屋子里呆着吧，饿上三天三夜看你如何！历史学更是政治的必争之地，任何篡位者都要去修改历史，让他的篡位变成是人民的意愿或上天的旨意，任何当国者也必然重视历史这面镜子，因为，这面镜子所有人都能看到，如果不把这面镜子变为哈哈镜，那当国者的任何丑陋与狰狞，都会彰显于世。还有那些失败者，极力的去描述斗争的历史，胜利者都描写成弑父夺权、逆天改命的形象。总之，在非历史学人那里，历史永远是被政治、强权、意识形态玷污的成果。其悲惨境遇，与法学大有相通之处。但所幸，真正的史家，是绝对不会屈服于政客、军阀与神父的，我们还能从一两句只言片语的真话中，管窥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歌舞升平与流血漂橹。
《袁氏当国》的出版实在是学人之大快，尽管其间也被删去了无数。虽然在残存的“洁本”中，我们总是会发现有的地方前后难以照应，总是发现精彩的论说戛然而止，但通过这些碎片来考察作者思想的全貌，还是可能的。
这本书记载了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病死的5年中，中国从一个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纷乱无比的景象。（这里不得不把“民治时代”打上一个引号，因为这个民治何时能够真正的实现，似乎就现在来说还没有一个时间表。或许台湾地区比我们走的远些，但他们所谓的民治、民主，也不过是政客们在“立委”打来打去骂来骂去，或许这就是东亚所特有的民治？但如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民主也绝对不是拳打脚踢。）在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中，这段时间除了孙中山先生的所作所为外，其他的是最混乱、最黑暗的，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我们更是咬牙切齿。但本书就力图改变这个形象。
武昌革命后，在谁来做民国的“华盛顿”似乎已经达成了我们不曾想到的共识：袁世凯。从君宪派、保皇派，到革命党人，乃至孙中山本人，都对袁世凯报以极大的希望。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个前脚刚说“杀荣禄如杀一狗耳”后脚就去告密的袁世凯竟然也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只不过，这个准大总统，故意的拿捏，拖延时间，想从王室与革命党两方都捞取政治筹码。而孙中山不适时宜的回国，恰好让那些等的花儿都谢了的“乱党”们找到了救命稻草，孙文成了民国开国第一人。但孙文自己也知道，袁世凯还是最佳人选，于是，不几月也自动的让位，落第的秀才终于成了偌大一个国家的元首！袁世凯并非窃国者，也更非大盗，乃是各派政治势力一致的共选，尽管民众并未参与到其中，但单单从告别独裁专制的角度来讲，这又有何错之有呢？至于，其后称帝的闹剧，按唐公语，乃是同汪精卫一样，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在撒手人寰的时候，还说着：他害了我。究竟这个他是谁？袁克定、杨度还是古德诺，终不得而知，但其悔意之深则易于体察。
在类似翻案的笔调之下，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中国历史进路的一种思考。大凡接受了西学熏染的史学家都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考究。从钱穆的《
国史新论》到黄仁宇的《
中国大历史》再到本书，历史的笔尖都会在政体、主义这些词语之上停留。唐德刚先生，把民国这段历史比作了“历史的三峡”，滩险水急，稍微不慎，则粉身碎骨。袁世凯觉得路艰且长，就想逆流从之，最终触礁而葬身鱼腹。唐先生就借古人之言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共和国体、代议政府、民治时代都是历史的客观实在，尽管有急有缓，有快有慢，但任何人，任何事件都无法摆脱这个定律。至于这个客观实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民治时代究竟如何实现，这就不是史家所敢妄语的了，“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袁世凯是这个三峡中的悲剧人物，这个“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的成熟的政客，最终也没意识到，这个客观实在，终于在“君主乎？共和乎？”的两难抉择中，被历史判了死刑。
当某种主义某个名词被证明是历史潮流，并且有了与之相违的皆不得好死的反例的时候，我们还有何理由去怀疑他们呢？的确，要达致某种理想确实很难，确实也需要很大的妥协，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摒弃他们而求诸那个曾经使得我们窒息的空间呢？大的方向不去确定，反复地吵来吵去，解构来解构去的，又如何进行细枝末节的变动呢？在困难的面前，我们仿佛觉得追求的就是错的，我们应该回到过去，这究竟是理性的选择，还是在逃避责任呢？的确，具体形态确实难以把握，也确有所谓普适性与地方性之分，但为什么我们不在抽象存在方面达致共识，然后在去慢慢的探索找出具体形态呢？用具体形态的不确定性来阻碍对抽象存在的追求，这难道可以得出真知吗？我们自己不愿意去追求，我们自己乐意逆流而上，反反复复无休无止，如果这是真理的话，又有哪个民族的航船能够驶出他们民族历史的三峡呢？遇到了点阻力，就往回缩，袁世凯如此，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又何尝不是呢？可叹！
还好，客观实在是不因人而废的，我们也只能剪掉“辫子”迎接民治时代的到来，尽管还很久远。人间无水不东流，此世之公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