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 晴。可能有风。激动，而后无波动。

今天试着架了个老花镜，试试感觉，还可以。不知道散光和老花是否是一个概念，反正我觉得是。

把康德部分搞完了，收尾阶段看他关于善与正当的划分，觉得这部分还是没有白看，但问题又出来了，到底绝对命令的确切表述是什么？我看到的几本法理学专著对此都有不同的表述，最离奇的就是Kaufmann的《法律哲学》大概是对岸翻译的吧，文言气息加上德语就使得文本更是难以核对。Morrison《法理学》只提到这是《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似乎不是一本书，好像稍稍靠前，于是就无法用原著考察了。

晚上报告，是贺卫方先生的。原来说题目是《修辞学与司法改革》，而到最后不知怎么就改成了《拷问死刑》了。感谢老鹤还能记得我这个ID和我那篇无知的评论，刚开场居然提到了“唐逸”，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认识我且知道这个ID的人很多，于是就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当时真的无地自容。老鹤主张，无条件废除死刑。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论证：社会功用、生命价值、民众心态等等。论证是很充分的，言词也仍然是很激昂的。但短短的2个小时，实在难以检验他是否真正的说服了包括我在内的在场者。我的刑法功力有限，有些观点我不敢苟同，但却又一时无法说出什么在部门法层面上的辩论，所以这里也只想就几个有关法哲学的问题做一些思考。

1、今天读《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康德一段读到，康德区分了正当（right）和善（good），认为正当对于善而言存有优位，而Morrison也举出了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与康德的古典报应主义之间的分歧，似乎这个区分也能放在对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上。究竟我们是要应当（理性正确），还是要善（符合人心），这些并不是通过博弈能得出的结论，似乎就像自然法与实证论一样存在着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

2、还是回到了一个老问题，我们如何对待民众。民主民意是一个很有力的说辞，但我们如何保证民意是最为正确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显然又是在丑化民众，但苏格拉底之死，纳粹的大屠杀，我们的文革，这些似乎都让人不得不去审视民意这个词。我不得不在此进行一个理论的预设，就是：民意的表达、民主的施行要求有健全的国民素质。没有这个预设，我很难再进行我的论证了。我们的国民素质如何？我们的国民心态是否健康？这些都不是想当然的事情，而往往总让人看到一些失望的一面。于是，民意与民主如何可能？就像上次对司法民主和司法反民主的讨论一样，不管具体制度构建如何，最终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民众。
现代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除魅，那么除魅是否能够依照民主程序或是依照民众自觉呢？显然在我有限的西方思想史的知识里，这个过程往往是靠一些人来启蒙的。或用圣经的故事就是，是要靠摩西来领众人出埃及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么相信民众，如果民众铸造了金牛犊，背弃了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

3、回到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前面说了对待正当与善我们要审慎考虑，同样对待民意我们也要审慎考虑。正当与善，理性与人心这些似乎都无法得出两造的任何一方是绝对优位的，至少在此看来。那么如何取舍，或者说是否有如Kaufmann所谓有第三条途径？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4、关于死刑存废的具体论证，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只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或者如咫尺兄所言是一个政策问题。因为善与正当再次的二律背反似乎无法解决，所以不如不去讨论。只看实践上或政策上能否有一个比较缓和的策略，既兼顾理性又抚慰人心。但难度确实不容小视。同时，可能的是这些都是制度自发的去自我建构的。

而最后老鹤提到要靠学者法官文学家来呼吁，这也是很必要的，这似乎也再次反映出老鹤作为中国的汉密尔顿的作用。但汉密尔顿在中国如何可能，这本身又是一个问题。不管怎样，一个呐喊的人总是孤独的，前面也说理性人心也总难相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们是否就应该停止呐喊了呢？再次向两鬓已有微微白发的贺先生致敬！

回到家，才发现博客里堆积了大量网友留言，一一回复以后，才有暇坐到这里胡乱讲话。